【人物】洋儒贝淡宁:我是中国人,不是“洋五毛”

阅读数:3387发表时间:2017-03-01


 

原标题:《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

记者:徐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廿八日壬午

           耶稣2017年2月24日

 


 

 

贝淡宁。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在北京市东城区二环内的一座四合院,身材纤瘦、个头高高的贝淡宁打开了自家的大门。他拿着一千元出头的乐视手机,穿着深色中式立领服装。

 

这座院子的房檐被重新上过漆,保存完好。会客室承载了客厅、餐厅与厨房三项功能,除了开放式厨房中的欧式橱柜,其余的家具都有着浓郁的中式色彩。柜子、沙发、茶几、餐桌、椅子,都是统一的深红色,厚重的木料上有着繁复的雕花。

 

早晨的阳光斜斜照进来,整间屋子都泛着古旧的气息。

 

贝淡宁趿拉着拖鞋,看起来比较随意。53岁的他有着典型的西方面孔,却能说颇为流利的中文。偶尔不确定某个词的用法时,他原本就不大的声音会更轻,用征询对方的语气来确定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

 

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时,不会言辞凿凿地侃侃而谈。他常常垂下眼帘,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加上常引用儒家经典,贝淡宁颇有些儒家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味道。

 

在过去的十三年间,这位政治学者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贤能政治》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他理想的中国治理模式是“基层民主、中间实验、上层尚贤”。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争议。

 

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与中国的官员多次交流。但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基层。

 

2017年,他拥有了一个新角色——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践自己理论的新机会,也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他积累“外王”经验的机会。

 

探寻边界

 

2005年,贝淡宁到北京的第二年。那年秋天,他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作讲座,讲座主题是怎样学英语。

 

已经有人向他讲过中央党校区别于其他高校之处。他知道,党校内的研究生多数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邀请他去作讲座的是一名党校学生,这位官员学生在他为北大开设的一门课上旁听。这名学生告诉他,在贝淡宁之前,还没有过外国人被邀请到该校作讲座的先例。为了使这个讲座成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争取到了副校长的同意。

 

贝淡宁在校内看到一群说藏语的年轻女性,这名学生解释说,这些人是西藏未来的领袖。而当贝淡宁这张西方面孔出现在党校的学生餐厅时,很多人看他的表情,用贝淡宁的话说,是“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下才能见到”。

 

他在讲座上谈了自己学习语言的技巧。他开玩笑说,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会有帮助。而在BBC和VOA之间,应当选择听BBC,因为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在讲座后的交流中,学生们询问贝淡宁有关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儒学的观点,贝淡宁小心地让自己的回答不涉及政治内容。

 

这是贝淡宁在中国小心探寻边界的一次尝试。这类尝试的开端,是他选择来北京。

 

2004年,当贝淡宁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授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觉得他疯了。

 

贝淡宁于199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题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凭借该文,他在西方学界一举成名。

 

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夫妻俩商讨毕业后的去向,希望能在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地方定居,于是他们选择了新加坡。

 

贝淡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但三年的教职经历并不是很愉快。他回忆说,系主任会审核并规定他的授课内容,要求他多谈社群主义。有的时候,贝淡宁在课上谈马克思思想,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旁听。当地的同事在与他交流时,十分谨慎。合同期满,贝淡宁没有续聘。

 

他仍然想研究西方思想,但也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96年,贝淡宁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香港的八年,贝淡宁得偿所愿,做了比较研究。在这里,他还有一份意外收获,接触了儒学。身为政治学者的贝淡宁在研究儒学后发现,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正是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因此,当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贝淡宁欣然接受。他想深入中国内地,进一步研究儒学。另外,作为政治学者,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执教,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所学校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政治精英。

 

让他吃惊的是,他向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获得了批准,并没有曲折的探讨、妥协的过程。他被允许讲授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任何课程。

 

虽然他不被允许开课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他在哲学理论或类似的课程中偶尔提起马克思主义,并阐述自己的理解,并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因涉及敏感话题,他的言论没有被全面刊登,报纸的编辑特意向他致歉,并表示,这些言论可以全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让他很惊讶。

 

不过,他仍然严格地自我审查。一名学生邀请他参加一个沙龙,谈论民主话题。贝淡宁咨询身边的朋友,朋友都劝他离这种活动远一些。他后来发现,沙龙实际上是哲学系几个研究生的讨论会,自己多虑了。

 

第二年,他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开课,同样没有受到太多的干预。而一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一次课程结束后,这名学生用流利的英语问他,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程。贝淡宁同意了。但他心中略有担心,去问自己的朋友,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被派来的间谍,朋友笑他疑神疑鬼。

 

不久后,这名学生就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作了上文提到的讲座。

 

2006年,贝淡宁在美国“左”派杂志《异议者》(Dissent)上发表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论》,他在里面将自己描述成“对于政治正确的边界不清楚的初来乍到者”。

 

他写道:“如果审查以公开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别的方式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表全文,那么对于写作的限制比较容易忍受。如果你曾经有更严厉限制的经历,那么对于教学的限制会比较容易容忍。”

 

“中国化”

 

贝淡宁有个妹妹。兄妹俩小时候争论时,总是直来直去。现在,贝淡宁不再这样做,他会想一想有些话怎么表达更得体,他变得委婉。这份委婉,是贝淡宁一点点摸索到的。

 

刚来中国后不久,他被邀请去做有关社群主义的报告,主办方的一位教授对他的观点作出评论,提出西方的社群主义应被看做西方自由主义的延伸。这恰恰是贝淡宁试图区分开的。他打断了那位教授,说他说的不对。后来,贝淡宁再也没有接到过这位教授的邀请。

 

上他课的学生,不会在课堂上对他提出批评性意见,他们通常选择在电子邮件中表达。有的邮件内容很严厉,但措辞很礼貌。

 

贝淡宁很快学会了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北大的政治理论课上,他和一名教授合作授课。对方会说,需要补充一些贝淡宁所说的东西,然后开始批评贝淡宁的观点,接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贝淡宁也会说,自己同样想做一些补充。就这样,双方开始有礼貌地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把对方“撕成碎片”。在这个过程中,贝淡宁从来不会直呼对方的名字,一直称呼他“老师”。

 

身为教师多年,贝淡宁明显感觉到,这个称呼在中国收获的社会地位,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他提出过一些很有趣的观察结论。比如,教师证享受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优惠,他觉得,这是国家正式承认教师社会贡献的方法。每年的9月10日是教师节,学生常常给教师送花,校园便道两旁都是卖花的人。

 

他当时的汉语还没有那么流利。课下,他会让自己的研究生帮他学习古汉语。当他提出要给学生付出经济报酬时,学生怎么都不同意。他后来也理解了,教师付钱给学生,与中国社会对师生关系的认知相差太远。

 

对贝淡宁来说,公私生活的界限模糊了。他和学生单独见面的时候,需要询问学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员情况,因为他所观察到的教授都这么做。学期结束时,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学生也会问许多关于他的家人的问题。

 

在课堂上,他习惯于尽量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讲课内容,而让学生自己辩论,自己作出判断。但这样的做法让中国学生失望。他们一再提问,希望老师能发表权威意见。

 

贝淡宁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魁北克省是众所周知的北美地区法国文化中心,官方语言是法语。贝淡宁的母亲说法语,信奉天主教。而贝淡宁的父亲是犹太人,母语是英语。这份文化冲突伴随着贝淡宁成长。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国女性,开始适应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事实上,他有时会带着“中国化”的思维回到加拿大,并有些不适应。他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和自己的母亲告别时,母亲送他到家门口就转身了。对已经习惯了中国送客方式的他来说,不能理解母亲为何不送自己去机场。

 

当然,被儒学影响的他也有遗憾。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远在中国的他,无法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照顾她,在床前尽孝的,是他的妹妹。

 

与官员对话

 

在北京的长城附近,贝淡宁面对同处一室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中国,招聘和提拔政府官员的过程中,评判能力和品德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2012年5月,贝淡宁被中联部邀请,参加首届和平发展论坛。和他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等二十余位中外学者。

 

在论坛的最后一天,学者们受邀与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话。

 

从成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到参加这次和平发展论坛,八年间,贝淡宁的政治制度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香港时,贝淡宁及身边的人仍然倾向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他们争论的焦点往往是怎么样能更好地抵达这个目的,但从不会有人质疑这个目的本身。

 

而到了清华大学,身边的同事、朋友更多地在讨论贤能政治,包括怎样甄别领导人,领导人身上的什么能力、品德更加重要。

 

贝淡宁知道,中国对政治制度的讨论当然不会同于西方,但他过去最多只是用儒家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真的置身于这个舆论场中,周围的人都在探讨自己从未思考过的某个问题,感受就不同了。

 

他说,自己到北京后,逐渐更正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政治价值观的教育,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把握主流价值观,方法论就不一样了。”他说。

 

过去,他研究政治哲学,主要还是接触学者。但到达北京之后,他通过一些场合结识了官员,与他们讨论,并与其中的一些人有了私交,私下的讨论也就更开放一些。

 

他非常欣赏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他们相识于七八年前,那时的潘岳是环保部副部长,他们二人讨论环保、教育、恢复经典等问题。贝淡宁认为,这些讨论让他深受启发。

 

类似的接触、观察、讨论与研究,帮助贝淡宁陆续出版了新作,其中,在中国出版的有《超越自由民主》《中国新儒家》等。

 

他在《超越自由民主》中提出,选举制的民主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关注公民利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小国家的领导人这样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世界。他认为,就中国而言,有理由期待有比西方国家运转更好的模式。

 

他观察中国的执政者正在复兴一种精英文化,包括挑选优秀的学生,鼓励他们入党。他认为,应该对此进行更多体制上的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

 

或许是他的立场与观点被关注,如前文所述,2012年,贝淡宁第一次参加了有高层领导人出席的会谈。他对这位中央高层的提问,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贤能政治理论的验证。这位领导人回答说,官员选拔的标准取决于政府层面。在基层,与民众的亲密联系十分重要。在高层,重点会更多地放在理性思考能力上,因为干部需要考虑多样因素。另外,这位官员还提到了关心民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及廉洁自律。

 

这位官员向贝淡宁举了个例子,谈有关中央某部秘书长的选拔程序。在提名程序之后,获得最多提名的十多个人会进入笔试阶段。笔试后,前五名进入面试。面试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主持,为秘书长工作的普通官员也可以监督整个面试过程。前三名会进入下一轮,由人事部门率领的考察组考察他们的政绩及品德,后者是重点。前两名再次胜出,由12名拥有投票权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投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8票。如果第一轮投票无法达到所需票数,部长们会持续讨论,直到三分之二的人对某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

 

贝淡宁认可了这个回答。在四年后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他记录了这段对话,并专门用了一小节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评价说,西方所认为的用同一个选举过程——民主选举来选拔各级政府领导人,过于简单化了。中央层面的领导人确实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品德,政治选拔体制应该对此予以设计。这也恰好是他所认为的贤能政治的核心:低层民主,高层贤能。他将之描述为“中国模式”。

 

自2012年后,贝淡宁每年都会参加一次中联部组织的针对外国学者的座谈会。某一年他恰好在国外,错过了与王岐山的会面。他后来想,如果再见到王岐山,他一定要问问对方,解决腐败的问题,是用法家的方式还是用儒家的方式。

 

贝淡宁所持有的学术理念,让一些官员了解到,他并不是找麻烦的人,这些人愿意和他探讨问题,尤其是在吃饭喝酒的时候。

 

贝淡宁发现,这大约是中国特色,官员平时相对谨言慎行,但在喝酒时却非常开放,愿意讨论一些话题。不过,因为酒量不好,他常常在第二天醒来时,就忘记了头天晚上的细节。

 

“洋和尚”的“投名状”?

 

一次,贝淡宁受邀在复旦大学作讲座。讲座后,一名学生对他说了些不客气的话。贝淡宁不愿意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当时的场景。他只说,自己还不够理性,但尽量控制住了自己。

 

不难想象这名学生说了什么。至今,仍有人这样评价贝淡宁:“洋五毛”。

 

《贤能政治》一书的译者,是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吴万伟。在译后记中,吴万伟将贝淡宁此书归类为“吃力不讨好型”。他认为,这本看似为中国辩护的书,恐怕西方读者讨厌,中国读者也未必领情。因为“这本阐述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书在某些中国读者看来,不过是被当局收买的‘外国辩护士’的‘投名状’而已。他们不仅不会充满感激地接受,反而会用嘲讽的口吻说,这个‘洋和尚’到中国‘骗吃骗喝’。”

 

吴万伟将此比喻为“开着豪车的人对一心想买轿车的人大谈特谈开车的烦恼,让人忍不住想叫他赶紧闭嘴”。同时,他也认为,贝淡宁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事实,也可能让人将其归于精英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当下,遭受奚落和嘲讽或许在意料之中。

 

贝淡宁确实对中国最基层的地方没有自己的经验。但他辨称,有关基层政府的民主选举已有很多开放且透明的研究,他基本上不需要再自己去做研究,他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贝淡宁似乎已经习惯了别人针对他的不客气的言论,“洋五毛”这个词,也是他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的。

 

有人认为他被“洗脑”了,失去了中立性。贝淡宁则反驳说,自由主义者应是开放而宽容的,但批评他的人却往往用自由主义的标准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如果不按照这个思维考虑问题,那这个人就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就是个“洋五毛”。“我也有批判的精神,但我是用主流的价值观来批判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一直在批判中国的所有制度,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意跟我讨论问题,我的学术会更好吗?不一定。所以,你还是要看我的学术水平,你可以反对,那应该说说你为什么反对。而不应该说,我跟谁谁谁见过面,我不是中立的,所以你反对我。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贝淡宁说,他也碰到过很多中国学者在用西方价值观判断中国的问题,他愿意与这些人讨论,毕竟一个国家需要多元化的环境。“如果大家都是统一的思想,对国家也不好。”贝淡宁口中的“国家”,已习惯性地指代中国。

 

尽管他不看网上有关自己的评论,也尽量不让陌生人的抨击伤害到自己,但他仍避不开身边的学生、朋友的伤害。他的一个学生,与他有着长期的交流,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贝淡宁觉得很受伤。

 

不过,贝淡宁认为,现在的学界讨论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要好一些。他的夫人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贝淡宁认为,那时的大部分学者,喜欢用全盘西化的思维研究政治哲学,把西方视为理想,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学习西方的经验。

 

而现在,有很多人按照中国思维来思考问题了,包括他本人。“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多元化的。”他说。

 

“外王”

 

一年前的冬天,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孔令栋来北京拜访贝淡宁。

 

他们认识已有七八年了,孔令栋也是一名政治学者。他们相识于一次孔令栋主办的讲座,贝淡宁陪同“软实力”的提出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耐拜访山东大学。出生于山东的孔令栋觉得与推崇儒学的贝淡宁有许多共同语言,日后成为了朋友。

 

五六年前,孔令栋向贝淡宁提出邀请,希望他考虑去山东大学工作,可以担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孔令栋本人曾担任过这个职位,他觉得贝淡宁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外的影响力,都十分适合就任这个岗位。

 

贝淡宁始终对此不置可否。但在一年前,他告诉孔令栋,自己正在考虑去山东大学的可行性。当时,贝淡宁与清华的合约只剩一年多就到期了。

 

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是正处级岗位。孔令栋立刻向山东大学校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对方的支持。校方提出,希望贝淡宁能为学院带来国际化,以及“儒化”。

 

这对贝淡宁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对他本人来说,山东大学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行政岗位。

 

过去,贝淡宁一直在看书、研究,从未尝试过任何行政工作。让一名外籍人士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他已有一套关于中国贤能政治的理论,包括怎样培养领导人,怎样衡量领导人的能力等。而此时,他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些理论。“内圣外王,我现在没有外王的经验”。

 

他提前了解了一下自己可能就职的学院。该学院有四位副院长,制度比较齐全,没有烂摊子或遗留问题等待他去解决。

 

孔令栋说,清华大学努力挽留贝淡宁,提出双聘制等解决方法。贝淡宁亦希望与清华保持良好的关系。目前,清华大学为贝淡宁保留了教职。贝淡宁很在意这份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希望与周围人和谐共处的人。

 

有人告诉他,成为院长之后,最有可能伤害他的情况是,也许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若是陌生人,或许不会影响贝淡宁的行事作风和心情,但如果是朝夕相处的老师,贝淡宁说,“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

 

他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是请客吃饭。贝淡宁曾在以色列待过一个学期。他在那里作一个讲座,一位教授对他的讲座内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导致两个人关系紧张。贝淡宁打算写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当他知道这位教授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时,贝淡宁请他吃了顿饭,以舒缓关系。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方法,贝淡宁如法炮制。他觉得,这个方法或许会用在他担任院长期间。

 

2017年1月,寒假开始之前,贝淡宁在山东大学办公了一个星期。孔令栋观察到,贝淡宁在这一周里见了学校的主管领导,也见了学院的一部分老师,听取不同人的建议。他觉得这是十分中国化的上任方式。他认为,贝淡宁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过多年的研究,适应这个岗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们也担心过多的行政工作会分散贝淡宁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为此,校方为该院配备了一名常务副院长。

 

当《中国新闻周刊》问他,是否了解这个岗位的行政级别时,对中国官场有着多年观察的贝淡宁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纳入体制,我不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清楚。我感觉我应该是有档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写什么。”

 

他强调说,中国应当开放公务员考试,允许外籍人士参加。一个崇尚贤能的官员选拔体系,不应以种族、肤色、国家背景来区分候选人。更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本就有外国人成为朝堂上的官员。

 

同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允许外籍人士入党。但面对“你是否希望入党”这个问题时,贝淡宁立刻予以否定。

 

贝淡宁希望自己被认同为中国人。“这个人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会说中文,为什么不说他是中国人呢?”他拥有中国的绿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拥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

 

在采访的末尾,贝淡宁援引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来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他是否期待当副校长、校长等职位的问题。他说,最有资格当领导的人并不是想当领导的人。如果一个人追求真理,则他当上领导后会愿意为别人服务。

 

“我不想说我想当副校长。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会考虑,但是这不是我的期望。”说这话时,贝淡宁措辞谦虚、眼帘低垂,神情里有几缕不好意思,几乎就是个中国意义上的谦谦君子。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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