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恒】德川日本的《春秋》学

阅读数:1367发表时间:2017-05-23

德川日本的《春秋》学

作者:张德恒(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廿七日己酉

          耶稣2017年5月22日

 

 

    


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总体而言,德川《春秋》经学的发展,对江户时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统治皆产生了显著影响。《春秋》经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深刻而强韧的感召力、影响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阴霾,迅速实现国强民富,正是内蕴中国文化、外师西洋科技之结果。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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