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作者:郭齐勇阅读数:1084发表时间:2017-07-21
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八日己酉

            耶稣2017年7月21日

 

主持人:

 

我们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的儒学系列讲座今天非常有幸请到郭齐勇先生,欢迎欢迎!郭先生是我们当今儒学研究的大家,他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国学院的教授,国学院院长。我们的PPT上已经列出了郭先生的很多头衔和身份,包括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现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也是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等。

 

今天在座的朋友大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的时期里被称为“国学”。而国学之所以在我们的当今社会和教育体制中,成为一个相对被人们认可的概念,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体制内的教学,郭先生功不可没。国学的倡导者就是郭先生,郭先生一直在为国学引导、呼吁、奔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其实这不是郭先生个人的学术爱好,而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担当。郭先生在国学方面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包括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在文献的研究方面(包括传世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献,特别是竹简)都有一些非常精到的研究成果。

 

郭先生在传统的国学研究之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学术史,特别是对学术大家的学术生涯活动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即儒学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的学说,它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生活形态。所以,包括儒学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学问大家,他们的学术生涯和经历本身就在传承、创造和构建着儒学本身的学科。郭先生不仅对儒学史上的大家有着精到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有专门的论著来进行研究,非常精到和独特,尤其是在对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这样的儒学大家。那么我不再报告郭先生的研究和著作了,我们有请郭先生!

 

主讲人:

 

谢谢朱院长,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先生!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贵校,因为家兄齐家先生在这儿任教,所以我对这里也特别熟悉,来了以后就在校园里转。因为先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我结婚的时候也是在这边,所以对师大非常有感情。许先生和朱院长让我来作报告,我就一定要来,他们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讲什么题目呢?朱院长特别强调我们的讲堂不只包括象牙塔里的学术,也兼顾社会生活与学问普及。儒学是生活,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所以我们就讲一些故事性的东西,从中来感受一下前辈学人的风范。比如,梁漱溟先生经常到乡下去,做乡村儒学,他曾到山东推广乡建运动;熊先生是起于我们湖北鄂东黄冈的草莽,他自己没有正规学历。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有底层生活经验的。

 

今天我们讲“现代三圣”,即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而“三圣”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刚才跟朱院长聊天,他说许先生问“三圣”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也没有考证。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访问过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的许多弟子,包括梁先生本人,梁先生的很多弟子就称这三位老前辈为“三圣”。大概是口耳相传吧,因为三位先生的弟子也是相互流动,跟着他们生活在一起。像我们湖北孝感的张立民先生等人,我都没见到,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了,但他们留下的资料里也是写“三圣”。昨天我和小刘博士还到郭沫若纪念馆看了熊先生给郭沫若先生的长信,至少有三十多封吧,很珍贵的。熊先生不拘小节,他给郭沫若先生写信还算非常认真的,但是昨天我们也看到有十几张条子合成的一封信,像这样长短不一的小条子十几张合起来就是一封熊先生的信。由此可见,熊先生就是不拘形式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当然有很多了,不过他们三位是挂帅的人物。因为在新文化运动后,主流思想是全盘西化的,像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等等,他们代表着知识界思潮的主流。当然也有黄季刚先生,他骂胡适之先生,骂得很惨。东方文化派或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者其中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的人物中,最具有哲学思考性的,还是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以及张君劢先生(他的西学很好,他也是法制的专家),还有钱穆(宾四)先生。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分两拨人,除了“三圣”和钱先生、张先生之外,还有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方东美先生等。贺麟先生是搞西方哲学的,他在四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儒学复兴的文章,都非常好,像《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带有宣言性的文章。也就是说,在知识界全盘西化的背景下,有一些很敏感的学者,他们在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些学者中,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上面已经讲了第一代学人,第二代学人中还有后来到台港去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第三代有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刘述先先生等等。因为在文史哲领域有这些前辈在做哲学思考、思想反省,我们叫现代新儒学思潮。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学人,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我今天跟各位汇报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三先生的行迹;二是三先生的交往;三是三先生的学术;四是三先生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消解,即他们的晚年。

 

一、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这点很有意思。梁先生并不是老古董,他的父亲梁济先生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梁先生为北大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之前,梁先生也没有什么学位,蔡先生就能破格让他担任大学的特约讲师,这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的。蔡先生非常宽厚,兼容并包,启用不同的人才。梁先生算是民间的学者吧,他写文章介绍学习印度佛学的心得,居然就被聘为北大的特约讲师。当然梁先生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你看他的书,无论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晚年写的《人心与人生》,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不过,他对陈独秀、胡适之他们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挑战,是因为他有一个大的文化比较的框架,比如他的文化三期发展说,以及中西印文化比较说,都有他充满睿智的思考。梁先生绝不是一个掉书袋的人物,他曾经长时间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而且他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我们知道,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非常有骨气,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武汉大学的一个普通的硕士生,我莽莽撞撞地写了一封信给他。我想去拜访梁先生,请全国政协办公厅帮我把这封信转给梁先生。过了不久,我就收到梁先生的亲笔回信。我说我要研究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思想,我想拜访您,您有没有时间接待我。梁先生马上就答复我,你要是到北京来,就到我这儿来吧。他当时住在木樨地22号楼(当时叫“部长楼”),我去访问过他五次,见到了什么人呢?他的芳邻就是丁玲。我去梁先生家的时候,在电梯上下时见过丁玲,还在附近见过陈永贵,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是刚刚落实政策的一批,木樨地竖了几栋大楼,叫“部长楼”。我去拜访梁先生的时候,跟他谈学问谈了很久,我一直是用手在记,可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录音机等存储设备可以记录。梁先生多年没有跟人谈心了,我这个从武汉来的青年人跟他聊天,他很高兴。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跟人谈话的时候,不许旁人打岔。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或者我个人去拜访他的时候,想到他讲了几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想让他休息一下,我就跟他打打岔。这时候他就眼睛瞪着我,我就不敢再打岔了。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上午,三个多小时,可见梁先生的精力非常好。我最仰慕梁先生的就是刚才朱院长所说到的,儒学对于士子来说不只是知识,而且是价值,不只是价值,而且是信仰,是生活,梁先生就在他的生命、行为中展示出儒学的理念。

 

现在民间有很多人以为,儒学都是顺从的、服从的,其实儒学的批判精神也很强,比如从孟子一直到梁漱溟。儒学是有批判精神的,它总是要改善这个社会的。朱熹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其实朱熹当年给朝廷写的奏章也是很有批判精神的,他批评孝宗二十年执政,用非其人,民生凋敝,这都是皇帝的过错。这种抗议精神、批判精神、刚健自强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精神。所以很难说儒学就是培养顺民。现在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青年说,你们还要搞什么儒学,儒学是培养顺民、奴才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梁先生就是刚正不阿的人物。

 

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梁先生,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当然和现在的《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到广西,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我若死了,人家怎么知道孔孟之道呢?梁先生就是这样有自信力,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一叶扁舟在海上遇到风浪,他相信自己不会死。这很有一点像孔子。正如孔子生前所说的那样,“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夫子带着众徒路过匡地的时候,匡地的老百姓错把孔子当成了阳货,因为孔子和他长得很像;阳货这个人曾经残害过匡地的老百姓,所以匡人就把孔子和他的徒弟们抓起来囚禁了五天,孔夫子自信不会死。“文不在兹乎”,华夏斯文的传续,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文化人脚踏实地努力,他们承担着华夏文化的存续和安危。所以张横渠(张载)有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们说这是儒生的狂妄,其实这不是狂妄,这是儒家的担当!这是儒家的志向!儒者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像孔子,像梁漱溟先生这样,天命在我心中,我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解放前夕,闻一多、李公朴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遭到暗杀,梁先生代表民盟到昆明调查闻李遇害案,他晚上在昆明的广场上发表演说,他说:“我知道在场有国民党的特务,我也知道你们拿着枪,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民主的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他小小的个子却有着这么大的精神能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人格魅力。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所以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当然这也惹了一些祸。梁先生当年在北大任教的时候,与杨昌济先生(毛主席的岳父)相熟,他去找杨昌济先生的时候,有一个青年给他开门关门,那就是青年毛泽东。所以梁先生在毛主席面前一直摆着一个架子,因为他是毛主席岳父的朋友。后来建国以后,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当部长;他说我不当,我在你们的外面监督你们,批评你们。梁先生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直接冲突的“廷争面折”的局面。其实导火索是一点小事,老百姓跟梁先生反映,郊区(那个时候二环以外就是郊区了)种的蔬菜,卖的时候没有市场,他们卖菜没有地方;梁先生又听到一些农民的反映说,干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梁先生就发牢骚了。梁先生那时候是中央政府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就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毛主席就很不高兴,说“我就不给你这个雅量”。毛主席当时也不够冷静,后来就出现了“廷争面折”的场面。毛主席说,你想再发言,我问问在场的政务委员们,你们说要不要他再发言?同意他再发言的举手!(谁敢举手呢?)毛主席就说,你看,都不同意你再发言。因为有1953年“廷争面折”这件事情,梁先生从此就销声匿迹。这样也好,所以1957年梁先生没有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把他保护起来,他作为政协委员可以在全国政协领薪水,保证生活来源,维持家用,不说话。一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他参加政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梁先生这个人又“不甘寂寞”了,他又发言了,他说:“人家一定要我发言,我不发言还不行,那我就说,你们可以批林,但是不可以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的伟人,怎么可以批孔呢?”后来大家都围攻他,说:“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面对这个场面,梁先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用孔子的话来回击当时的政治氛围。由此可见梁先生这个人的刚骨,他弱小的身躯却有着这么强大的精神能量,可见儒家精神不死!梁先生于1974年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他是具有这样一种气象的人物。梁先生其实是一个学者,他主要研究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当然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早年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投入到新军里面,在陆军特别小学堂里读书。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很聪明,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3-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他学了半年,难耐约束,后来就跑了。16-17岁时游学乡间,完全靠自学。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发奋立志,要和豪杰们一起,共图天下之事。所以他后来就考上了新军,当上了“学兵”。1905年,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这比辛亥革命提前了五六年时间。由于熊十力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再加上1906年左右批评过鄂军首领张彪,遂被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成功后,熊十力回到武昌,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他和很多友人一起吟诗作画,讨论志向,他写的两句话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里用的是佛陀的手印。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后来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看到早期的国民党已经有一些腐败的现象,“革命成功,走狗当道……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以此自学成才,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后来他在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学佛,学习唯识学,后来融会儒释,背弃了欧阳竟无先生的教育,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

 

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据说有一次张东荪先生听他的课,也被他拍过巴掌。他的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被他拍巴掌。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我听他的弟子任继愈先生讲,熊十力先生讲课声振堂宇,声音很高,老远就听到他上课。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的人。文学家、北大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是黄梅人,是大同乡,属晚辈。冯文炳先生抗战期间就在黄梅,他研究佛法。我们知道黄梅禅是很有渊源的。冯先生觉得熊先生讲的佛学没有忠实于佛学本旨,两个人常常辩论起来,甚至扭打成一团。熊先生有一次坐马桶,废名来了,一个人坐在马桶上,一个人就在旁边站着,两个人谈佛学,就争论起来了,争着争着就打到一起去了。过两天,两人又和好如初。这是他们的子弟告诉我的奇闻轶事。

 

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到后方去了,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把他的哲学系统化起来。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担华夏文化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中国文化的这些伟人,像“三圣”、陈寅恪先生等人,都是这样的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这是我们介绍的熊先生。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据说第一部《资本论》(德文版)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在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因为《礼记》里面有这么几个字,“古语来学,未闻往教”,意思就是,你想要学习,就到我这里来吧,我不主动去你那儿教你。他不肯出山讲学,但是在特殊的年代也有变通。抗战军兴,他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移到后方,先后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从江西、广西后来迁徙到四川。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六卷。马先生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有很多丰富的宝藏,可以统摄到今天包括西学在内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以抗战领袖的身份,常常接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安排的。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他一定要先看这个人撰写或翻译的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像他接谈冯友兰先生之前,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书;接谈贺麟先生之前,看过贺麟先生翻译的《黑格尔学述》。大概是陈布雷的安排,蒋介石也接见过马一浮先生。我们知道,马先生这样的大名士,他们是以“帝王师”的身份见蒋的。过去,君主面对他们不能“南面而坐”,过去给帝王侍讲都是东西向坐,不能南北向坐。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见蒋时讲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因为蒋觉得“诚”“恕”这样的话是我对部下讲的。所以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马先生会看相啊,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二、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先生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特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元”字也可以读“玄”,探讨的是佛学)我已经拜读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精神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当然,熊先生对佛学的批评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把佛学作为解脱之道的智慧,只是用来顶礼膜拜的话,是不对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到寺院里烧头香,佛祖也不会保佑你升官发财,更不会保佑你做坏事。熊先生本来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熊先生当时对佛学还没有登堂入室。所以暑假期间,他们两人相约在广济寺相会探讨佛学。熊先生由天津南开到北平回湖北度假,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这次会面决定了这两位学者一生的交谊,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相互支撑,也相互抬杠。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好研究佛学,参究佛理。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特约讲师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以外,更不作旁的事。”意思就是,这次你们请我到北大来讲课,我就是来替释迦牟尼佛和孔子说话的,除此之外我不做别的事情。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以前是金陵刻经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杨文会先生弟子),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金陵刻经处一边刻书,一边有很多人在那儿学习,像章太炎先生、唐君毅先生父子等等都是欧阳大师门下的弟子。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习佛法,特别是唯识学。唯识学有很多细密的心理分析,它有种子说,有四分八识之说,八识是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种子识……关于佛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大体知道熊先生是由梁先生介绍到欧阳竟无先生那里学习佛法的。这两年的学习是熊先生最重要的学历。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自己抽身出来后,这个时候北大的佛学课没有人讲,那么蔡先生就让他推荐一个人代讲。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吕秋逸)先生来北大讲佛学,吕澂先生佛法很高,是欧阳竟无先生的传人,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所以熊先生就被推荐到北大接替梁先生讲佛学。哪知道熊先生这么一讲,他就没有讲佛学,就讲“反佛学”了。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的。熊先生很尊重欧阳大师,但是他认为,不能再墨守成规,只讲唯识旧义。诸如八识、四分、种子说、现象说、阿赖耶识变现说等等,他觉得要借取这些东西讲中国儒佛合流的学术。

 

由于梁先生的推荐,加上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正规大学学历也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主讲佛教唯识学的特约讲师。这要按现在的教育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唯文凭主义,民间有很多人才;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学历文凭。但是很多天才人物,如果是用现在的体制来禁锢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为大家的。(要说学历,熊先生只读过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学佛两年,他真正是所谓自学成才。)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处女作《心书》写过序。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他一边写讲义一边研究佛法。原写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着、世亲、护法,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他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写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唯识学概论》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他写的书用“熊十力造”,而在佛教中只有大师们才敢用“造”这个字。

 

这年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师生住在一起,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来曹州办学,本意是办曲阜大学,以曹州高中为预科,可惜曲阜大学没有办成,又拟恢复重华书院,亦未实现。但梁先生实践自己提出的“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壹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听说有一位大名士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湛,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他说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已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新唯识论》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浮,字一浮,来拜见。熊十力大喜过望,然而一见面就开始抱怨马先生,说我给你写的信寄了这么久,你怎么现在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研究好了,才能来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百年)先生邀请马先生作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作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别强调“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阳张难先主政浙江。有先生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九头鸟”虽有贬义,但也可以解释为这个人有一种精神。张难先(义痴)、严重(立三)、石瑛(蘅青)三位先生是湖北在民国政治上特别的一道风景线,被称为“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砺廉洁,在政界颇属难得。杭州下雪,张难先亲自率员工到街上铲雪。他说,“我别号‘六其’居士,区区铲雪扫路,何足道哉?”“六其”之号,源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肌”云云。张难先先生不愿凭地位住别墅,他的眷属只得花钱租居。张在任上两袖清风,离任时尚亏欠九百余元,由自己带来的属下归还了事。张上任时即荐石瑛任建设厅长。石瑛与张同时离任,去苏州古寺隐居,临走仍是一卷铺盖、一个旧皮箱。熊十力与这几位湖北老乡时常谈心,相交甚欢。也说明过去的一些为官者非常清廉,像章学诚这样伟大的人物、学者在湖北应城做过十多年县令,离任之际都没法回乡,没有盘缠。过去的县财政很可怜,县长的薪水也很少。这里讲张难先的故事也说明,民国时候虽然有一些贪官,但主要的官员还是非常廉洁的。熊先生砥砺廉洁,都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三、三先生的学术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讲文化比较,他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当然这是粗线条的比较),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去看,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文化(这儿简略的用佛教文化来代替,印度文化应以印度教为主)是转身向后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和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因为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是向西走的,以为中国文化的礼乐教化都不行了。其实我们往西走,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近代文化,难道一定要废掉我们的诗书礼乐吗?要求科学民主,完全把诗书礼乐和它对立起来,这可以吗?所以现在我们思考一下,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不是绝对对立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使用汉字,我们知道汉字的生命力非常强,但是过去包括瞿秋白、毛泽东、鲁迅先生在内,很多五四的前辈都是主张废除汉字,甚至鲁迅先生讲“汉字不灭,似无天理”。我们的汉字承载这么多文化,容易吗?我们掌握一个汉字的形音义,就掌握了很多的文化符号和密码,通过它的符号了解它的密码。我们各地的人,用着不同的方言,靠什么来交流?我们就靠汉字。单音节的汉字,它的组合非常巧妙。你看,西方人现在要去读三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非常困难,因为它是以词为单位的,现在有很多新词汇,据说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词汇。但是我们扫盲的时候,让不识字的国民学1600个汉字、2000个汉字,他们就基本可以读报、写信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大概也就掌握3000个汉字,就管用了。汉字的伟大魅力、中国人的创造意蕴还会在未来发挥出来。所以过去梁先生的说法虽然很抽象,但是他大体肯定中国文化有价值,不要把它一笔抹杀掉。

 

另外,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教的文化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这些看法当然我们都可以讨论。现在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孔子、儒家文化确实有其生命力,我们要创造性地转化,和现代的世界文化结合起来。

 

八十年代中期,汤一介先生办中国文化书院,我有幸成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国文化讲习班第一期的学员(我们叫“黄埔一期”)。我们当时住的很艰苦,住在中央团校的地下室里面,好多人都挤在一起。那时候有幸听到很多大师们的演讲,可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照相机、录音机保留下来。那时候我还拜访了很多老前辈,张申府先生等等我都拜访过,都没有留下资料来。我亲耳听到梁先生做第一场演讲,那是他1953年沉寂以后,梁先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做大报告,他一上来,眼睛把我们一瞪,说:六十年前我就说过,未来文化还是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复兴,我今天还坚持这个观点。真是震得我们的心弦直跳啊,我们当时其实还非常的教条,还理解不了。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梁先生就开始讲学,还坚持他的一些看法。

 

当然,我们现在对梁先生的看法还是可以做一些检讨,比如梁先生使用西方人使用的“理性”这个概念。我们知道,现代化、现代性,其实理性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具有普世性精神的一个象征,它来自古希腊的知识理性,强调逻辑、规范性、严密性等等。当然我们知道,理性是战胜神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强调与神性相对立的一种理性的精神。一个理性主义、一个个人主义,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我们现在了解现代性或者超越现代性,都要认识西方文化的症结之所在、重点之所在。

 

但是,梁先生借重理性这个概念,完全不是西方意义上、启蒙意义上的理性;梁漱溟讲中国文化的要义,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遭遇到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而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征服者,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文物制度、伦理精神等。而且,梁先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说:“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所以,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是中国人独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

 

那么,理性又是什么呢?我们读梁漱溟的全集,我们发现,对于理性,梁先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个理性当然并非西方传统哲学和启蒙意义上的“理性”。西方传统哲学将理性视为人们的认识能力(康德)、甚或对象世界的本质结构(柏拉图、黑格尔)。梁漱溟的理性则根本不同。如果说,西方人将理性视为认识事实真理的一种能力或认识的结构的话,那么,梁漱溟的理性显然指的是生活的真理、人们行为活动的准则或人们寻找生活真理的能力。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的“对”、“合理”,所以他就把理性的意思变了,变成了中国精神。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精神是什么,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梁先生的体验,他觉得理性应该就是合理性,应该是和我们的风俗,和我们的文化精神连在一起的。他是生命哲学的讲法,当然并不是像西方的伯格森主义、尼采的意志这些讲法,他实际上讲的还是中国人秉持的一种中道,中国人的精神。因此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

 

梁漱溟经常将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梁漱溟要从文化的总关系中求各方文化之位置,目的在于禀执“中”的理性精神,对各方文化进行梳理评判,就是为了贯彻理性的“无私”精神。简言之,梁漱溟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综合起来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他所谓的“理性”。

 

2、马先生的“性德”。

 

马先生其实不想建构自己的系统,马先生和梁先生晚年都批评过熊十力先生要建构自己的体系;尽管马一浮先生没有刻意建构庞大的思想体系,但仍然有那么一个系统。这是我读马先生的书,为他架构的体系,我试用下图加以表示。

 

  

 

这是借助于我们中国佛学“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方式建构的思想系统。《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的创造,它讲“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一心开出两层的存有论。那么用“一心开二门”来看马先生的学术,其实也有一个本体,是心性论的中心。两层结构中,核心是本体——心性论,这是根源和根据,是形而上的基础;“二门”一个是工夫论,一个是六艺论,这是本体之用(展示、表现、功用),是形而下的层面。下层显成两用,即开出以下两支(一支是道德活动,包括修养、实践、行为;一支是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现象、系统或文化建制)。上层(体)是下层(用)的既内在又超越的根据,是本体;同时又是创生出道德活动和文化系统的主体。“工夫”指的是修养工夫,古代都是这么用的。

 

马先生的学说中,他通过对宋明理学和佛学的理解,还是有一个“心性”在形上的地位,然后开出了一个文化的六艺学说(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开展出的文化的系统学说),还有一个是以工夫修养开展出的修养行为模式。所以,如果要体验马先生的中枢思想,他讲《中庸》的“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教,马先生对《中庸》有很好的体验和解读。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讲:“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从孟子到王阳明讲良知学说,当下把天赋予的良知扩充出来、发展出来,一个小孩快要掉到井里去了,我们作为人,看到了会立马冲过去把小孩抱起来,当下之际、刹那之间,你不会去考虑这个小孩是你仇家的孩子还是你朋友的孩子,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孩的哭声使你如何如何,所以孟子讲“孺子将入于井也”,你就会冲过去,这就是良知。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小说家金敬迈写的《欧阳海之歌》,驼炮的战马受惊站到铁轨中间,无论如何推拉都不离开,远处火车已经逐渐驶近,欧阳海走出队列冲上路基,奋力将战马推下路基,自己却被火车轧死。作者金敬迈写到最后的时候,说:“欧阳海,你想到了什么?欧阳海,你看到了什么?欧阳海,你听到了什么?”其实,欧阳海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想到,什么也没听到,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刹那之间,他想到的只是把战马推开,因为列车要来了。北大的已故哲学家冯定先生曾经论述“正义的冲动”,正义是有一股冲力的,良知良能要呈现出来,是有一种冲动的。所以,马先生讲的这一套,并不只是道理,而是当下呈现的良知良能。所以今天我们在人伦日用中所当行的东西,其实是来自于“德”,这是我们人人本有的良知,也是我们人人共有的大道,只是有人不知不行而已。

 

马先生讲:“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率是遵循的意思),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即性之德’是依主释,‘即德是性’是持业释。)”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性德”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智或仁义,开而为三则为智仁勇(《中庸》里孔子称智仁勇为“三达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仁义礼智之德),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仁义礼智信“五常”),开而为六则并圣智仁义中和而为六德。郭店竹简有《五行篇》,其实在马王堆帛书里就有《五行篇》了,子思子的思想就出来了,他是讲“圣智仁义”。马先生从本体的仁心仁德展开成六面的圣智仁义中和。

 

我们再看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修养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敬,就是严肃认真,是宋明理学家们特别是二程以后特别拈出来的字);(二)穷理为致知之要(朱子特别强调这一点);(三)博文为立事之要(要做事业,没有广博的知识不行);(四)笃行为进德之要(要实践,要笃行,儒学是为己之学,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自己受用的)。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质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马先生是读书的种子,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人无余。”我们尊重书籍,但是也不要被书所束缚。是书本重要还是理解重要呢?还是理解书中的思想精神,躬行实践更重要。

 

正如宋代诗人黄庭坚在《题高君正适轩》所说的:“至静在平气,至神惟顺心。道非贵与贱,达者古犹今。”道是没有贵与贱之分的,通达的人,古今都是一样的,相通的,都追求儒释道的境界。

 

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孔子讲“默而识之”),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乾坤不终毁,斯文恒在兹。寥寥弦外音,眇眇无言思。真心寄玄默,俗语难为辞。吾言直土梗,何以宣灵奇。目击道已存,遇雨忘群疑。达者忽有会,旦暮当与期。”意思是说,我们的书籍、文字、语言、思辨等等都是阶梯而已。如果你念兹在兹的只是这些过程和阶梯,并没有领会到精神的实质,而且学的东西不能实践出来的话,那都没有用。而圣人是很少语言的,比如佛祖的拈花微笑之际蕴藏着极大的、丰富的智慧和能量。有很多东西不用说,只要你体会、默识、行动即可。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这真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过去古代的诗评家叶燮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中国人有诗、书、画,能空、能舍,唯其有空、有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中国的艺术和美学有两种精神,一种是来自孟子的“充实之谓美”,一种是来自庄子的“空灵”之美,把刚健自强的充实精神和能空能舍的空灵智慧结合起来,如此我们才能欣赏中国的书法、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

 

这是马先生的学说。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思想。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这个“本”就是本心、就是良知。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翕辟成变是他的宇宙论,体用不二是他的本体论。他所谓“体”是“本心”,是“心体”和“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的本性”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先生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他自诩其《新论》将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穷究宇宙实体的一本性这个核心,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张东荪(张东荪先生是一位西学很好的哲学家)解释为:“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即开始),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四、三先生的晚年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消解

 

熊、马、梁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为人的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不追求时髦,那些最时髦的东西往往是最有问题的),空诸依傍,独立不苟。他曾说: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中国文化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体用论》中,熊先生有诗云: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

 

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

 

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

 

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

 

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

 

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这里借用《庄子》表达了自己晚年生活一种无奈的感喟,表达了道废学绝的悲情和精神自由的向往。熊先生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

 

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熊、马、梁三位先生都没有逃过“文革”劫难,他们都被红卫兵抄家、受辱。熊、马二先生均死于“文革”。

 

熊先生是1968年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红卫兵把他赶回到青云路的老家。他写很多信给中央领导,都被他的亲属、家属扣下来了,他在裤子上也写字,他写的最多的是“中国文化完了”。

 

在熊先生辞世的头一年,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终年八十五岁。马先生与熊先生、梁先生一样,都未能逃过“文革”的劫难。1966年,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头一天,一位园林工人获悉红卫兵将去蒋庄“扫四旧”,即连夜报信,马先生内侄女汤淑方小姐与省委统战部联络,次晨赶快将马先生转移他处。红卫兵拟焚烧马家古书字画,那是多少孤本珍品啊,幸得浙江省立图书馆来人抢救文物。马先生从此没有再回蒋庄。

 

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红卫兵抄家、焚烧书画、扫地出门之灾。北京一二三中学的红卫兵还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先生为夫人说话,红卫兵喝令他也跪下。那是多么野蛮的时代啊!“文革”还能够回去吗?现在有些“左”的思想的人,他不知道过去,一是因为他没有饿肚子无饭吃的经历,二是他没有经受过“文革”的暴力与压抑。

 

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时,尚在关心友生,当听说李叔同弟子潘天寿教授在美术学院遭受非人待遇时,马先生连声叹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不再开口,一病不起。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写下了绝笔诗《拟告别亲友》。这首绝笔诗,是亲友在安吉路陋室里整理遗物时在书桌上发现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庄子的超脱。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沤海之喻,意蕴颇深。“沤”就是一个个小水泡,其实指的就是一人一物,我们不过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浮沤水泡,但也是整个大海生命的显现。沤生沤灭,生死变幻,最终要归于宇宙无尽的大海之中。庄子讲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也如昼夜的变化,我们不必悦生而恶死,就像不必喜欢白天、厌恶夜晚一样。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不就是沤与海的关系吗?生与死,不过是平常事而已。

 

沤海之喻,熊先生用于哲学论著,马先生用于哲理诗。佛教沤海之喻的文化意蕴久远深长。按庄子的说法,真人能够破死生之惑,不执着生,不厌恶死,一切听其自然,视生与死为一来一往,来时不欣喜,去时不抗拒。马先生以楚辞形式所写的《自题碑文》更表现了他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与俦。

 

驱日月兮行九幽,

 

安茕独兮背人流;

 

枯槁不舍兮阨穷不忧,

 

虽日寡闻兮庶殁齿而无怨尤;

 

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从其所好兮吾独违乎迷之邮;

 

志不可得终遂兮自今其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余知其何憾兮任千载之悠悠!

 

熊、马、梁三先生都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虽穷阨一生,从不苟且。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无法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回归自然,而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儒佛异同论》。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辩论,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家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

 

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

 

——张岱年敬挽

 

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

 

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

 

——袁晓园敬挽

 

启功先生也写了一幅字,很长的,“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也讲了“廷争面折”这个典故。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缨子胡同十六号,或在万寿山大有庄、山东邹平等地与梁先生师生合住,共同修养心性,砥砺品行,相互批评帮助,把学问与修养结合起来。1930年,熊先生始与马先生交游,而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熊先生后来到马先生所办的复性书院、梁先生所办的勉仁书院生活。1949年以后,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如伍庸伯、张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贺昌群、钟泰(钟山)等原是马先生朋友,后来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张立民(家鼎)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难时受到熊先生保护,曾随侍熊先生,帮助整理文稿,但后来成为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随侍马先生数十年。黄良庸、王平叔、陈亚三、李渊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后也成了熊先生弟子。云颂天、刘锡嘏(公纯)、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后也成了梁、马的弟子。王培德(星贤)、袁心粲、王伯尹、张德钧等,大约是先从马先生,后又与熊先生友善,以师事之。此外,高赞非、谢石麟、周通旦等等,无不并尊三先生为师。

 

以后,熊、马、梁身边的弟子们,相互流动,或以他们办的民间书院(如后来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上一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确实很有一点宋明理学的味道了。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哪怕是松散的)内,在师友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在古代书院,师生共同的居住生活,更多的收益是提升智慧、德行,以及友情的维系和道义的支撑。此后,在洋化的现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这种师生关系了,很少有把学问与德行、做人与为文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化共同体了!

 

我们现在的教育糟糕得很,我们现在是知性的教育,知性偏盛、德性不足,只讲成才、不讲做人。现在的教育我们要反省啊,古代的教育可以提供很多的滋养。

 

作为现代大儒,熊、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时,他们又各有个性特征。诚如徐复观所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在学问路径上,熊、马、梁都比较认同陆王心学,且都浸润於佛典(梁先生晚年也读一点佛经,甚至是藏密,但是梁先生也不能归结为佛教,他还是归宗于儒学);马先生对程朱理学亦有深切理解、吸收、融会,对庄子、陶渊明的飘逸有更多共鸣。在对政治的态度上,三先生早年都参加过反清革命,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脱离政治;但梁先生始终没有摆脱与政治的纠葛,积极入世,干预时政;熊与马,特别是马先生则看得很透,完全是一隐逸之士。梁先生的时代之悲情悲愿最强烈,不倦地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熊先生由关心事功转向学术后,与政治保持距离;马先生最为平淡、宁静,远离尘世喧嚣。在知识结构上,他们都力图会通西方、印度和中国文化。但经、史、子、集的底子,马先生打得最好,旧学修养最高,诗词书法,无不精到。梁先生懂英文,马先生曾游学数国,通好几种语言文字。熊先生虽不通西文,然据谢石麟说,汤锡予先生曾说过,熊先生通过对翻译本子的研讨,比一般留学生更理解西方哲学。这是因为,熊先生有极高的哲学智慧和体悟能力。在哲学创造上,熊先生胆子最大,敢于创造体系;梁先生不主张按西方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的路数重建儒学,而仍走生命哲学、实行哲学的道路,他的生活即是他的哲学;马先生更为超越,他是当代诗哲,他的哲学思想寓于诗中。

 

 


图1


 


 图2


在性格上,马先生含蓄温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发痛快,动辄骂人;梁先生既是骆驼又是狮子,平时诚恕,关键时能作狮子之吼。在言词上,马先生言辞简短,意在言外,梁先生洗练、准确,他们多谈事实而少有褒贬;熊先生则滔滔不绝,无所不言,情感外露。他们风格迥异。就书法而言,对比三先生的墨宝:马先生是书法大家,曾遍临魏晋六朝碑帖,以欧字立基,而以王字《圣教》蒙其外,寓沉雄于静穆之中(图1);梁先生虽不善书法,但笔力遒劲,书面整洁,一笔不苟;唯有熊先生,他的书信文稿常常写在顺手拈来的破纸烂笺背面,挤得满满的,有时既无天头地脚,又无左右间隔,写完之后复用朱笔圈圈点点,不时加上“吃紧”、“此处吃紧”的警语,往往弄得一塌糊涂,难于辨认(图2)。

 

人们笑谈:“马一浮”和“熊十力”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尝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先生食不厌精,熊先生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他主张取人以宽,任何人求他,他都给写推荐信。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傲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20世纪30年代熊先生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居住时,书斋里挂着马先生以“蠲叟”题署的对联:“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马先生以维摩诘和老子之典譬喻熊先生的博大气象。而据胡世华先生回忆,熊先生三十年代在北平自题堂联却是“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是何等地儒者的自信自觉!马先生1944年曾集杜诗自题堂联,以表情怀:“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这又是另一种境界,庄禅的境界!熊先生也有庄禅之境,他的另一自题堂联是:“固穹遗俗虑,宴坐多奇怀”。马先生曾为朱某作屏条:“至静在平气,至神唯顺心。道非贵与贱,达者古犹今。功名在廊庙,闲暇在山林。”真是妙不可言!儒释道三教的意境、情怀,于三先生身上得到有力的体现。

 

熊、马、梁三先生也有矛盾与分歧,如在复性书院办学方针与用人的问题上,熊、马有过隔阂;在治学风格上,梁对熊多所批评;在梁奔走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熊、马表现得冷漠。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三先生及其文化共同体为捍卫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硕果从缘有,因华绕坐生。

 

芙蓉初日丽,松柏四时贞。

 

绰约颜如醉,芳菲袖已盈。

 

不忧霜雪盛,长得意分明。

 

——红梅馆为熊十力题

 

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

 

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

 

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

 

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九五三年贺熊先生寿诗

 

人老真同日已西,雪消还见水平堤。

 

只今蓬藋逃虚久,未有梧桐与凤栖。

 

晚守穷湖甘戢枻,早闻开经渐成蹊。

 

扶衰起敝他年事,欲上丹霄莫藉梯。

 

我们从以上所录马先生赠熊先生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和价值取向的一致,尤其是他们都具有儒的真性、道的孤寂和禅的超脱。他们做人与为学的独立不苟,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从中我们也可体验到他们的心境,时局造成的无奈与遗憾。

 

熊先生的哲学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几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表达。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著名哲学史家、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教授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之宗教趋势》中,特别是196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资料书》中,较详细介绍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时,重点介绍了冯友兰和熊十力。后者第四十三章为《当代唯心论新儒学:熊十力》,从《新唯识论》和《原儒》中摘引了熊先生关于“翕与辟”、“理与气”、“心与仁”、“体与用”的大量论述。在以上两书中,陈荣捷比较了在当代重建传统哲学的冯友兰、熊十力二先生,认为“熊冯二氏,而以熊氏为先,盖以其哲学皆从中国哲学内部开展,非将西方思想与经学苟合也”,冯氏则“太过西化”。陈荣捷先生对熊先生的评价比对冯先生的评价更高。他认为,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陈荣捷先生在给我们寄来的祝贺“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函中又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不对之处请各位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互动

 

问:郭先生您好!我给您正误了,不好意思,梁漱溟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任何学校,他在《民国报》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工作,后来去司法部担任秘书,期间写了《究元决疑论》,得到蔡元培先生赏识。他没有报考任何大学,包括北大。还有一处,1953年梁先生为农夫谏言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周恩来总理也有关系。周恩来总理邀请他作大会发言,所以才产生了这场争执。至于周恩来总理是否保护过他,我不知道,我就跟您说这两点,谢谢。

 

答:谢谢你前一点的订正!非常好。至于后一点,我是听梁先生自己说的,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到政协去,是关心他的。另外,梁先生的两位公子培宽先生、培恕先生也是这样讲的。前面你的订正很好,谢谢你。

 

问:郭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我是汉语国际教育研一的专硕,我提一个可能有点儿门外汉的问题,您在讨论马一浮先生性德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此心即性,性即是德,德即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是如何得出天赋良知这样一种结论的呢?

 

答:谢谢你的提问啊!天赋良知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也没有办法用西方的所谓社会学、伦理学的办法来研究。良知学说在中国儒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学说,它是把人性中的一些东西特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讲人性为什么善?我们可以举出经验世界里人性的恶,但是你遍举经验世界的人性之恶也驳不倒孟子所说的人性之善,因为人性善和人性恶不在一个层面上。有没有天赋的东西?特别是有没有天赋的道德性、善性、人性?这个不是科学研究,甚至也不是心理学研究所能给出的结论或者前提。

 

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强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中庸》所说的,《中庸》来源于子思子的思想,也就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釐定人有天赋的道德性。界定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人是知识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可不可以是道德的动物?人有没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由此产生仁、义、礼、智四德。这些都可以来讨论,但是中国文化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学派的一支从思孟学派到陆九渊、王阳明,其实朱子这一支也强调这一点,还是有四德。我刚才讲到欧阳海的故事,也讲到“孺子将入于井”的故事,其实都是昭示这一点。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去用科学方法证明,但是良知的当下呈现在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却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道理。过去有很多善人,他们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但是他们为社会做了大量的好事。过去有很多善书,所以我们的教化都是从这里来出发的。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回答你,谢谢你的提问。

 

问:您好!我姓王,做过中西医比较,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中古文篇幅很少,所以读古文非常困难,这三个人物我原来了解得非常少,如果以这三位人物的著作安排到我们的教育中的话,您认为怎样的一个逻辑顺序符合自然之道?谢谢。

 

答:我想,有很多东西没办法来探讨逻辑次序,但是您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借用黑格尔“正反合”理论的话,梁先生、马先生、熊先生他们三位在五四以来的中西比较的逻辑道路上,应该说他们是处在“反”的位置上。正向可能是正命题,可能来自于胡适之先生的西化主张,反命题可能来自熊、马、梁的反驳,合命题可能有后来的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等等。假如我们从百多年来中西比较的逻辑轨迹来看,可能我们把三位先生放在“反”的位置上。反现代化、反现代性不是不好,这个“反”字可以是反省,可以是超越,我不晓得这样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谢谢你!

 

问:谢谢郭老师!我姓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刚才谈到马一浮拿到《资本论》是个德文本,也有人说当时马先生在美国拿的是英文本,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考据?能不能听听您的研究?

 

答:谢谢你的指点!我回去再查一下,是有这两种说法。我再请马先生的研究大家们给我指正一下,谢谢你!

 

问:郭教授您好!刚才您讲的“三圣”,在有些媒体上说“四圣”,把冯友兰先生也加进去了,我想听听您的评价,谢谢您!

 

答:最好不要把冯先生放到这里,因为冯先生跟他们不是一拨人,冯先生是喝过洋墨水的讲堂教授,我们对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我也很尊重他,我也到他家的“三松堂”拜访过他,冯先生有他的特殊性,但是冯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基本上还是“旧瓶新酒”,他是用新实在论的哲学作为套子来套中国文化。其实“三圣”不是这样的。另外,“三圣”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他们和冯先生没有交集,梁先生当年是哲学门的老师啊,照相的时候他坐着,冯先生站着。所以,梁先生晚年的时候,宗璞陪着冯先生去看梁先生,看望初期,梁先生还要教训几句的,那冯先生就得听老师的教训,一个是师一个是生啊,摆这个辈分,冯先生也很诚服。冯先生晚年反省自己“修辞立其诚”不够,这对一个大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我们不必再去纠缠冯先生在文革时期的事情了,因为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对江青其实就是对毛泽东。我们要检讨的是当时的政治氛围,而不是冯先生其人,冯先生已经对自己做了一些有代价的检讨了。从冯先生和“三圣”的交集上、辈分上讲,第一代新儒家虽然有冯先生,但他还小半辈,是不是这样能回答你?谢谢!

 

问:郭老师您好!我是武汉大学国学班02级的同学,我叫田访,我现在在京都大学念博士研究生。我想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反复提到中国教育有很多问题,您知道我们一般的同学不是像熊十力先生这样很早就表现出天赋、自学成才的人,如果我们在文史哲方面有自己的爱好,并且有志于走学术研究之路的话,不知道您对我们这样的青年学子有什么方向上的指点?谢谢!

 

答:谢谢!你是我们武大办的国学班培养的优秀学生。我从2001年在武汉大学开始办国学班,坚持了十多年,我们只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的种子,就是朱院长所强调的,真正从小学开始,文字、音韵、训诂,从认字开始,对经史子集的基本文献有所研读、下过功夫的人,我们也把他们送到欧美和日本去。我们想,国学也好,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读一点蒙学的书,再读一点四书,这些都是做人之道,它都是生命的智慧,“为己之学”,它是有受用的。我想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学一点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去年过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前辈吴小如先生说过,孩子们包括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难,“诗、四、观”即可,“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他说你把这三种书背熟、理解了,大概中国文化的基础你就有了。当然吴小如先生满腹经纶,这只是他说的一点点,因为要是梁启超先生、胡适之先生这些国故学或者国学大师们,更不用说黄侃(季刚)先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推荐书目,有二十几种甚至更多种,那些作为入门书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也受不了,经书是很难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用“诗、四、观”作为起点来了解一点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要讲受用。总的说,还是要在小学及经史子集基本文献上下功夫,有积累。不知这样能不能回答你,田访,谢谢你。

 

问:很高兴问一下郭教授一个问题,我想,现在在国内国学研究也在做,但是基本上还是以国学为国学,也有一些是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比的,我想知道在国内哲学界,现在谁在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融会贯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答:谢谢你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融会贯通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很多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家,像张祥龙教授等等,都在回归来做中国哲学的研究。从院校哲学来看的话,很多西方哲学的老师转过来做中国哲学,在北大、复旦、中大、武大都有,也有一些是从做中国哲学转过来做西方哲学。

 

我们相信金克木先生所说的“比较”,他有《比较文化论集》,金克木先生也是我们武大的前辈,他是我老师的老师。他的比较文化是这么讲的,他说,所谓比较,不是一一对比,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研究任何一个人物、专题其实都有比较的性质,比如说我们研究朱熹、王阳明,研究孔子、孟子等等,现代中国人去做的人文学研究,其实都带有比较的意涵和背景,所以我们不要把“比较”狭隘化,我们希望未来的青年一代一代的知识结构更好,西学和中学都学得更好。西学学得更好,中学就学得更好;中学学得更好,西学就学得更好。只有把中国文化挖掘得越深,你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就会越深。所以我们现在培养人才,不再是掌握一两门外语就够了,其实掌握外语的前提是母语要好,母语好,外语也好。所以之前有一段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国政府要了解外界的信息,还要靠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去为政府做翻译,为什么?中西兼通才能够真正理解。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青年更能够像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那样,即使达不到那个程度,也是中西兼通的。谢谢你的提问!

 

问:谢谢郭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座中说了一句话,北宋张载的四句言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我看过一些学者对于我们的国学的一些观点,比如我们的国学里面能不能开出民主、自由的观念?以前我看过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他也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他的中国文化根基也很深,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持一种批评态度。他也主张,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出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思想观念来?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呢?

 

答:谢谢你的提问!李慎之先生也是我们很尊重的前辈,他生前我也向他问学过、接触过。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跟李慎之先生也心心相通。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等等,近代西方文化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古代的西方文化直接提供的,所以基督教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自由、民主,那么我们也不能苛求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提供直接的科学、民主。但是,基督教或者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其实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超越李慎之先生的认识,中国的社会很大、政府很小、社会自治层面很高,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的传统是古希腊文化里没有的,对比古希腊的圣贤和中国古代的圣贤,像中国的孔子、孟子、朱子等等更多的关爱普通老百姓。对比今天罗尔斯的《正义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对弱势群体最大关爱的诉求和制度,比如说荒赈、救灾、养老制度,对鳏寡孤独和残疾人的照顾等等。无论是从政治哲学还是从生命哲学来看,传统不能给我们现实的人提供现成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躺在传统那里骂传统,否则要我们干什么?我们还要超越古人,创造性地转化,来创造新的传统。我相信李慎之先生也是这种看法。李慎之先生在思想史上是偏于“西”的,我们也很尊重他,但是他对“中”学的体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虽然他已经作古了,我们不必再苛求他,但是我相信,他如果活到今天,我们也可以跟他来讨论,当时杜维明先生就跟他有一些对话,中国文化内在的东西不能现成的给我们自由、民主、科学等等,但是它提供了一些基础。比如说日本,我们的理学(朱子学)成为日本接受西学的基础。所以都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我们不要躺在祖宗的怀抱之中,我们要创造。所以,我们也不要苛求“中”学能够提供现成的东西,它还需要我们来创造。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回答你?谢谢。

 

主持人:

 

谢谢郭先生!郭先生的讲座非常简明而深入地勾勒出了三位坚守着儒家精神的现代学者的行迹、交往和学术精神。今天的讲座我非常受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受益。郭先生虽然讲得是三位先生的行迹、交游、学术以及他们的晚年,我想这个过程既有史实的陈述,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事件和相关活动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精神的存在,包括他们最后的际遇,其实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作为儒者为人的根本精神。

 

至少我有三点体会:第一,我感到,这些智者永远都是超越他们当时的时代,他们所继承的是前代的学养,但是他们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才能看到人类未来应该的路向。所以他们一直是超越当时,一直是不满足于社会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在我们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特别是在人的道德形成等方面,好像跟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其实差别也不是太大;第二,应该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有成就的、影响大的学者,其实都是在以真理为他自己生活、研究、学术的准则,而不是简单地因生活的环境或潮流、际遇而动摇;第三,让我感到体现在这三位先生身上的,正如刚才郭先生用的一个词,叫做“正义的冲动”。什么叫做“儒”?《礼记·儒行》中说:“儒有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只要有坚定的目标,就一定要去做。虽然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其实儒者是柔中带刚的。“儒”来源于“需”,儒乃人需,许慎对于“需”的说法是“云上有天”,出门的时候天上有云,云出来会下雨,雨还会停,所以最后还是要出门。真正的儒者,一定有他自己刚的一面。

 

同时,从郭先生讲座中我也深深体会到,特别是马一浮先生在他的《泰和会语》里面讲到国学有四个特征,其中第四个特征他讲的是,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国学?因为来了西学,所以我们提出国学与之对应。马一浮先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国学是我们本心自在的,即使没有西学,我们本来也有国学,这点是我们现在非常多的人不去注意的。只有像马一浮他们这样超越时代、完全遵循真理并且保持“正义的冲动”的学者,才会有这样的见解。

 

刚才郭先生讲座中有一句话叫做“达者古犹今”,只有达到像郭先生这样的造诣,才能够把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精神的世界。从近代、现代的这样一些学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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