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中国哲学的建构: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

作者:朱汉民阅读数:868发表时间:2017-09-25
朱汉民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湖湘文化通史》(岳麓书院,2015年)、《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新星出版社,2015年)、《儒学的多维视域》(东方出版社,2015年)、《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等。


中国哲学的建构: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

作者: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道》第23辑,陈明、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六日乙卯

           耶稣2017年9月25日

 

我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哲学”是一门既具有人类哲学普遍性、又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学科。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通常认为只有百年历史,在当代还受到身份“合法性”的怀疑。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个基本前题,即哲学是人类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而建立的理论体系,它本是人类各民族的一种普遍性精神现象,表达出人类的普遍性精神需求。那么,作为5000年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中国哲学”,其历史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得特别注意,我们的先贤是用一套用自己的学术术语或科目,来表达中华民族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应的理论体系。他们曾经以“道学”、“玄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身心之学”、“理学”等等学术科目,命名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所以说,“中国哲学”既存在于中国学术文化的脉络中,又表达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性哲学精神。

 

第二,中国哲学是以中国文化独特的方式建构起来,它的形态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种的固定学术形态(如诸子学、玄学、理学),而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的“哲学突破”时,就开始形成独立的哲学思考。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就一直处在具有内在理路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产生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等。只是到了近百年,原本具有内在理路而独立发展的诸子学、经学、玄学、理学,因为与西方的哲学相遇,故而有了一个让中国传统的“道学”、“经学”、“玄学”、“理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的机会。我们急切希望自己的“道学”、“经学”、“玄学”、“理学”获得一种人类普遍哲学的身份,如是开始了参照和类比西方哲学模式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其实,西方哲学并不具人类普遍哲学的身份,所以,对西方哲学的简单类比并不能完全让中国的“玄学”、“理学”就轻易地获得一种人类普遍哲学的意义,当代学界并不满意近代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这种研究模式使中国哲学学科缺少中国文化的特色。但也不是回归传统的“玄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这些传统学术的形式、内容和方法更是早已经存在,勿须我们“重建”。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应该是一种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哲学建构活动。

 

那么,这种“中国哲学”具有哪些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呢?它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呢?

 

首先,是经典诠释。经典诠释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的文化特殊性,又是中国哲学能够实现历史建构的根本途径。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并不体现独立撰写自己的哲学著作,而是从事经典诠释的工作。先秦诸子既是“六经”的诠释者,又是中国哲学经典的创造者,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思潮中均产生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思想创新的哲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创新并不体现独立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从事经典的注释。譬如,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和诠释,王弼对《周易》、《论语》、《老子》的诠释,朱熹对《周易》、《诗经》《四书》的诠释,奠定他们作为哲学家地位的正是这些对古代经典的重新注释。他们是通过诠释经典,最终建构出“义理之学”、“玄学”、“理学”的哲学体系。

 

其次,是义理体认。古代中国人建构哲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不是那个独立于人的宇宙存在,关注点也不是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其哲学关注点是人的参赞宇宙进程的实践活动。古代中国的哲学传统更为关注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活实践与操作程序,而并不特别在意知识应如何认识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本质,中国哲学传统的着重点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怎样。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诠释经典时而建构义理,总是与他的自我体认联系在一起的。譬如,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形上学,并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而是他在“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实践工夫中体认出来的。王阳明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到并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论,故而才有“心即理”的本体诠释。

 

上述看法,只是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一点浅见。多年来,我写下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文字,主要是关于中国哲人的经典诠释、义理体认,以及通过这种方式从事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我认为,中国哲人通过经典诠释、义理体认而建立的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使得“中国哲学”是一门既有人类哲学普遍性、又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知识体系。

 

所以,我将这些论著汇集出版时,命名《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片论》。这本论文集的第一辑主要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后面四辑论文,则是中国哲学历史建构的探讨,涉及的时段主要有先秦、魏晋、宋明、晚清四个阶段。全书的主题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义理体认的研究,以探讨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过程,并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建构应该如何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问题。

 

注:本文是作者由新星出版社2015年04月出版的《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片论》一书的自序。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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