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洪】习近平“四个讲清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

作者:胡治洪阅读数:977发表时间:2017-09-27
胡治洪

作者简介:胡治洪,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祖籍江西省奉新县。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儒家文化研究》辑刊副主编、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湖北省周易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大家精要:唐君毅》(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儒哲新思》(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年版),《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原标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有感》

作者:胡治洪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八日丁巳

            耶稣2017年9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图片说明:新华网北京2013年11月26日电 习近平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同年11月26日,他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又重申了“四个讲清楚”,并有所展开。联系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近三年间习总书记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发表的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可以认为“四个讲清楚”乃是他纵观古今、统览中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王明等曾承续晚清以降的反传统思潮,并基于西化或俄化立场而给予猛烈抨击和全盘否定,陈独秀鼓吹“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王明标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极大伤害,但这种错误倾向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以纠正。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实质上就是批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一点,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言“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可以印证。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提出“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新民主主义论》)、“批判继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化主张,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合理性的。他撰写的《祭黄帝文》更是明确表达了对于民族先祖的崇高敬意及其踵武遗烈的坚定意志。


不过,这些合理的文化思想未能被毛泽东坚持和落实,他在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重蹈了全盘反传统的故辙,经过“破旧立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沦为万恶的渊薮和已陈之刍狗,遭到亿万民众口诛笔伐,被弃之如敝履,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存。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此仅就儒家传统文化来说,却决不是万恶的渊薮和已陈之刍狗。儒家传统文化尽管存在着时代局限,粘附着历史污垢,但在根本上则是汲汲于导人向善的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具有恒常的价值。


儒家坚信,人化生于至善的道德本体,秉具本然善性,通过护持本心、刊落习气、惺惺不昧、终生不辍的修养工夫,便可将日益完美的德性呈现于家国天下;只有所有人或多数人都将自己的德性呈现出来,家庭才可能和睦,社会才可能和谐,世界才可能和平,宇宙才可能和美。基于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信念,儒家在在启沃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信心,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阐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其旨归就是要使人类通过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道德社会。


近代以来,儒家道德文化在西方强力文化的冲击下遭到挫折,致使信奉道德文化的中华民族一度落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这当然应由重道轻器、重德轻力的儒家末流承担某些责任,应予反思和弥补;但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西方列强凶恶的民族性。然而国人却往往将灾难的主要原因归于儒家传统,从而认定道德文化已经腐朽落后、不周世用,必欲彻底抛弃之而改奉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这实质上是将强权当作公理,以野蛮取代文明!


时至今日,随着西方强势而遍及世界的“丛林法则”导致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世风愈演愈烈,人心卑劣,物欲横流,戾气弥漫,暴力公行,罪恶充斥,社会混乱,生态破毁,难以为继!当此之时,儒家道德文化的恒常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受到越来越多国民的尊崇,乃至被西方有识之士所肯认。完全可以说,只要人类还想生存延续下去,就决不可能抛弃道德;只要人类还讲道德,儒家传统文化就决不会过时!

 

 

习总书记接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合理的文化思想并有所损益,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把握,着眼于中国和世界突出的现实问题及其新的趋势,以“四个讲清楚”的言说方式,作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英明论断,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习总书记的第一个论断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这是以放眼世界的宏大视域,基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都由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所决定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历史规律,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乃是当今以至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决定性条件。这个论断的深刻涵义在于,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必然永远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中华民族虽然一贯乐于并善于学习任何异质文明的一切长处,但过去不曾、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可能全盘归化于任何异质文明;具体到当下境况来说,中华民族决不可能全盘西化或全盘美化,这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是融贯于整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所规定的。

 

习总书记的第二个论断是:“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这是从中国文化史的纵深向度,精辟地揭示出中华民族的先圣先贤先民们以无数世代的殚精竭虑、艰苦奋斗,创造并积累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独具一格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又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兴旺发达提供了优裕而亲和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化所积淀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集中载录于《易》、《书》、《诗》、《礼》、《春秋》诸元典以及《论语》、《孟子》等经籍,诸如:

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厚德载物(《周易·坤·象》),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彖》),

可久可大、开物成务、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乐天知命、安土敦仁、继善成性、富有日新(《周易·系辞》),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虞书·尧典》),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商书·说命中》),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至诚尽性、成人成物、辅赞化育、与天地参(《礼记·中庸》),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礼运》),

三世进化、升平太平(《春秋公羊传》),

武以止戈(《春秋左氏传》),

孝悌为本、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王道仁政(《孟子》),

等等。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中华先哲的洞见,规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构成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母题。由此昭示于国人的是,对于先圣先贤先民们以德慧力命凝成的、滋养了一个繁衍于广宇悠宙之中的伟大民族的中华文化,应该保持敬爱和谦逊的态度,当然可以在真正了解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批评和扬弃,但决不可以妄加鄙薄,更不容许肆意诋毁乃至恶毒谩骂!

 

习总书记的第三个论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解决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的问题具有良好的效用,例如提升国民道德水平,安顿民众身心,抵制邪教和外来敌对思想的侵蚀,启发生态保护观念,抑制贪欲和物化,培育慎独意识以遏制腐败之风,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增进海外华人的认同感,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可能比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还要有效,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外交流场合具有独特魅力,是展现中华民族道德风范、和平性格以及高度文明,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本来形象、吸引外国人士向往中国的最佳媒介,是中国在国际议题中能够完全主导话语权的独特手段。在国际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可以直接获取有形资产,又可以获取比有形资产更加宝贵的无形资产,例如对方的信任、尊敬、友谊乃至某种程度的认同或归依,这些都有助于化解针对中国的对抗力,从而实实在在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中国国力的增强,将有助于改变近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延续。

 

习总书记的第四个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是指出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历史根据、民意根据和时代根据。仅就历史根据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传统中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思想渊源。熊十力先生曾说:“《大易》有《比》与《同人》,社会主义原于此也。”他又根据《周礼》构画的土地国有、产业国营、经济均平、政治民主等制度而指出:“夫《周官》一经,创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犹须参证此经。”他还说:“孔子明其所志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明是社会主义,以养老、育幼由公共团体负责,与《礼运》不独亲亲子子适合。”(均见氏著《论六经》)如果说熊先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只是一家之言,那么《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社会,以其包含着公有、和谐、有序、博爱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礼运》“大同说”由于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伟大人物的演绎、推崇或关注,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现实政治制度当然遵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广泛借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做法,由此体现其时代性;但也同时从固有文化中吸取丰厚资源,从而具有传统性;而主要由于具有传统性,使中国人民感到熟悉和亲切,中国现实政治制度才获得广泛和深厚的民意性。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文化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在她的发展过程中,虽有曲折或歧出,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终必将回归她的固有进程。


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曾因印度佛教自东汉初期的传入而发生近千年的曲折或歧出,以至出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但在两宋之际,儒家文化终于包容吸收并扬弃了佛学的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而恢复为中华文化主流。近代以降,强势的西力东侵、西制东扩、西学东渐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更加严重的曲折或歧出,甚至一度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由此导致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震慑与惊羡,同时对固有传统的怀疑、批判以至否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但中国传统文化决不应、也决不会因此就成为断潢绝港,而必将在包容吸收并扬弃西方文化、主要是其科学理论和技术成就以及政治学说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得以复兴。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民族伟业。


习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中华文化的伟大作用以及现实制度的历史根据等方面,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对于矫正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或歧出具有划时代意义。


按照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所指示的方向,全面、深入、准确、充分地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包容吸收并扬弃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回归中国固有传统,中华民族才可能实现以文化复兴为核心的全面复兴。而以文化复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必将对世界和谐与人类福祉作出较大的甚至很大的贡献。


任重道远,贵在弘毅!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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